一、引 言

2022年，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1 890亿美元，稳居世界第二大引资国，但受全球经济衰退风险、中美博弈等因素影响，中国也面临严峻的“稳外资”挑战。在外资深度融入中国研发创新体系的背景下，鼓励外资企业在华研发，成为中国“稳外资”的重要抓手。以税收优惠手段鼓励外资企业在华研发，是中国应对“双支柱”国际税改下引资政策竞争的重要手段。梳理关于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的文献，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。一是企业研发的影响因素。从企业外部看，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（孟庆斌 等，2017）、税收优惠方案（Jose 等，2020）以及政府补贴（储德银 等，2016）均会促进企业研发创新；从企业内部看，企业规模、出口导向、盈利能力均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显著影响（刘笑霞 等，2009），也有研究表明，企业的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（ESG）水平与其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（方先明 等，2023）。二是税收的经济效应。宏观效应方面，税负对于经济增长、产业升级、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存在显著影响（金昊，2022），合理的宏观税负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、合理化（罗富政 等，2016）；微观效应方面，税收优惠将提高企业整体投资水平（毛德凤 等，2016）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、改善企业财务绩效（姚维保 等，2020）。

本文通过测算外资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，探究税收优惠对外资企业在华研发的影响，并进一步探究影响的作用机制与行业异质性。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。第一，研究意义上，虽然已有文献对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的关系进行了探讨，但关于外资企业在华研发这一主题仍相对缺乏，在国际税收竞争的背景下，本文定量探讨了税收优惠与外资企业在华研发之间的关系。第二，研究方法上，已有文献大多采用法定税率或后视性有效税率，本文采用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对影响企业决策的税收优惠进行衡量，可以较好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。第三，现实意义上，本文深入探讨税收优惠对外资企业在华研发的作用机制，为进一步优化税收政策与高质量利用外资提供参考。

二、理论分析与假说

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以下特征：一是研发周期长，包含从研发投入到技术转化的价值链；二是资金投入高，伴随高融资成本及高调整成本；三是人才密集度高，特别是高水平人才需求旺盛。综合这三个特点以及外资企业的独特性质，可以发现企业技术转化能力、融资约束与人力资本质量为影响外资企业在华研发的关键因素。

技术转化能力是企业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关键因素。若企业拥有强大的技术转化能力，则意味着研发成果更容易转化为新产品或服务，从而可以更快实现投资回报，进行新的研发活动。相反，若技术转化能力不足，企业可能无法充分利用研发成果，甚至导致低效率和亏损。对企业而言，外商投资对研发效率与成果转化具有积极影响（钱丽 等，2015），故外资企业较强的技术转化能力会促进其进行研发活动。税收优惠通过“收入效应”和“成本效应”提高企业技术转化水平。一方面，对技术转让所得实行低税率政策，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技术转化收益，进而提高企业所得。另一方面，税收优惠将直接减少当期应纳税额，降低企业技术转化成本。对外资企业而言，税收优惠可以使其吸引国际合作者，促进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，提升其技术转化能力。综上，本文提出假说1：税收优惠通过提高外资企业技术转化水平，进而促进外资企业在华研发。

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进行研发：一方面，融资约束直接限制企业的资金获取，使得企业难以筹措大量资金进行研发活动；另一方面，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效率，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，可能会采取更为保守的研发策略，延长研发时间。对外资企业而言，其在东道国经营面临着汇率、政策和法律风险，可能引致融资困难，加大其所受融资约束，进而抑制其研发活动。税收优惠通过“收入效应”和“信号传递效应”缓解企业融资约束：“收入效应”方面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企业收入，减轻企业资金压力，从而缓解研发时因融资约束带来的资金短缺；“信号传递效应”方面，税收优惠传递了积极的政策信号，同时可以减少企业研发投资的信息不对称（符大海 等，2021），有利于企业向投资者传递积极信号，从而获得外部融资，缓解融资约束。基于以上分析，本文提出假说2：税收优惠通过缓解外资企业融资约束，进而促进外资企业在华研发。

人力资本升级会促进企业进行研发。人力资本包括员工的知识、技能和经验，是研发的关键要素。具备高水平人力资本的企业更有可能推动技术进步，提高研发效率。外资企业通常更易吸引国际人才，同时也愿意投入成本培养员工，为员工搭建交流平台，提升其人力资本。综上，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有利于其进行研发。

税收优惠有助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。一方面，税收优惠助力企业减负，提高企业利润，有利于企业雇佣高水平人才；同时，针对高水平人才的奖金、股权优惠等手段，将进一步放大税收优惠的高水平人才集聚效应。另一方面，税收优惠有利于激励企业进行员工培养，提高现有人力资本质量。基于以上分析，本文提出假说3：税收优惠通过推动外资企业人力资本升级，进而促进外资企业在华研发。

三、结论与政策建议

（一）研究结论

本文使用2008—2015年的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，测算外资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（EATR），实证考察了税收优惠对外资企业在华研发的影响。本文的基本发现是税收优惠会显著提高外资企业在华研发投入。机制检验表明，第一，税收优惠可以通过提高外资企业技术转化水平促进其进行研发；第二，税收优惠可以通过缓解外资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其进行研发；第三，税收优惠可以通过促进外资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进而激励其研发。本文通过引入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，税收优惠会显著提高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在华研发投入，且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提高更为明显，而对服务业外资企业在华研发投入无显著提高。

（二）政策建议

第一，加大对外资企业研发的税收支持力度，鼓励建设外资研发中心。一方面，落实外资企业研发税收优惠，鼓励现有外资研发中心提升创新能级，明确进口科研仪器审核标准，进一步放开科研仪器的进口免税范围，减少外资企业研发隐性壁垒。另一方面，鼓励外资企业在华新设外资研发中心，可以适当给予初创期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更大的税收支持力度，尤其对于高技术制造业，税收优惠可以有效促进外资企业的研发开展，可针对性开展涉及中国制造业“卡脖子”关键技术的专项税收优惠，切实提升外资研发的实质性作用。通过帮助外资研发中心落地，使外资逐步深度融入中国的研发创新体系，推动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。

第二，差异化外资企业在华研发税收优惠标准，明确高质量研发导向。首先，定期调研外资企业税收优惠落实情况，掌握外资企业研发现状，将税收优惠与我国迫切进行技术攻关的项目相结合，鼓励具备世界领先技术的外资企业在华进行研发。其次，注重对高新技术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定向税收优惠，做到税收优惠在研发价值链上的全覆盖，切实缓解高科技企业研发时所承担的资金压力。最后，构建外资企业研发成果评价体系，细化研发成果评价标准，规定严格的税收优惠政策享受条件，避免税收优惠“一刀切”，做到税收优惠差异化，对进行实质性创新的外资企业给予更大力度、更具针对性的税收优惠，鼓励外资企业开展高质量研发，助力中国高质量利用外资。

第三，畅通外资企业研发成果转化渠道与人力资本提升通道，以国内需求拉动外资企业研发。一方面，畅通外资企业研发成果转化渠道，提升企业技术转化水平。保障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，畅通政府科技项目的外资参与渠道，明确政府采购“境内生产标准”，使外资企业研发产品能平等参与市场竞争。另一方面，畅通外资企业人力资本提升通道，促进人力资本升级。推动外资企业平等参与“产学研”体系建设，鼓励本土高校与外资企业开展科研交流、人才培养等合作，共建科研交流平台，保障外资企业平等参与人才市场竞争。

第四，进一步扩大外资准入范围，做到既准入又准营。一方面，完善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》，落实外资“准入”，动态调整《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》中的行业或产品条目，扩大对高技术制造业以及高精尖技术产品的外资研发鼓励程度，确保税收优惠对外资企业的研发促进效应。另一方面，鼓励外资企业参与技术成果标准制定，切实保障“准营”，完善国内专利保障制度及评价体系，促进外资在华进行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及专利多样化运用。